● 台灣外科醫界的最佳捕手
台灣醫界肝臟手術的權威，醫治重症病患經驗豐富，國內肝臟手術相關論文發表數目最多，高達百餘篇。這是哪一位醫師？一般讀者可能聽都沒聽過，網路上更搜尋不到任何相關報導資料。但他的名字，可是台灣中生代醫師聽到都會肅然起敬的，他是 吳誠中 醫師。
學生時代從沒想過要當醫生的吳誠中，在就讀新竹中學期間數理成績優異，還曾拿過台灣數學競試的全國第三名，但二年級時化學老師許漢章告訴他：｢你還是不要念理學院，念醫學院比較好。｣許老師以前是在日式教育之下長大的，他認為念理科如果沒有出國拿到頂尖學位，只是當個老師的話將會很辛苦。後來，吳誠中的父親也這麼認為，父命不可違，吳誠中就跑去念了醫學院。但卻和台大醫學院擦身而過，考進了高雄醫學院。
問到進入醫學院後是否開始對醫學慢慢產生興趣，吳誠中笑著說：「我一年級都在鬼混，那時候還想再重考台大醫學院。結果第二年去考，好像差了0.5分，我就跑去申請成績複查，想說說不定運氣好，在哪個地方撈一分就過關，結果當然還是維持原分數。」後來乖乖待在高雄，吳誠中說自己一直「鬼混」到畢業：「以前我在學校很不喜歡上課，老實說老師教得很少，都要靠自己念，他們只是挑出一些重點跟你講一講，其他就這樣過去了。我自己後來在當老師，實在不敢這樣誤人子弟。臨床做久了，回頭過來看基礎醫學，上起課來就非常生動。我不曉得以前的老師，好像都做基礎，他們沒有臨床經驗，教起來非常枯燥，天天就是在背，背到頭痛得要命，可是不背又不行。我在教現在年輕的醫生們，直接把它應用到臨床，再放回去基礎醫學，就很容易記，不用死背，他們就比較有興趣。我在陽明上課，最喜歡遲到早退，可是我每年都拿到最優秀教師獎。」
畢業前，吳誠中選擇到具規模的台北榮總實習，而不像其他大部分的同學一樣留在高醫附屬醫院。「實習的時候，我對每一科都有興趣。因為我知道有些科，你這個月輪到哪一科，可能就是你這輩子最後一次接觸，以後就沒有了。所以我是到每一科都是能學多少儘量學。如果去每一科都很熟的話，你的底盤就很大。科跟科中間，很多東西都有相關，因為人不是只有兩個眼睛，也不是只有一個心臟、只有一個肝臟，人是有肝臟有眼睛，合在一起才算一個人。分科分得細，像骨科只看到骨頭，問題是骨頭外面還有肉還有皮，還有神經和其他一大堆東西。如果沒有什麼都會的話，要深入專精一個科別就很難。我個人是抱持著這種態度，到每一科都深入去學他們的精華。」
吳誠中也沒想過最終會走上外科一途。前往台北實習之前，待在高雄想準備美國的醫師執照考試，反而拼命在念內科相關的書。「到七年級在北榮當實習醫師，我在外科發現外科好像比較乾脆一點，肚子一打開什麼都看得到，不用在那邊推測東推測西，好像比較好。」當時胸腔外科的黃敏雄醫師說：「阿中，退伍後來做外科！」民國68年退伍，當時北榮為了在台中成立分院而擴大編制，吳誠中便申請進入了台北榮總外科部。北榮台中分院在民國71年正式成立，「一開始沒有人要去台中，我想去那邊開天闢地，就跟著他們一起去。我當兵的時候是傘兵，習慣這裡跑那裡跑，把東西全部塞進背包裡揹了就走，所以從台北到台中也是這樣。」後來吳誠中受到劉自嘉主任邀請進到一般外科，沒想到一做就做到現在。
榮總系統的醫院每年都會讓各科推薦人選到國外去當觀察員，大概二、三年的主治醫師都會出國進修一年左右，在自己的專科領域發展。甫成立的北榮台中分院，因為一般外科的人手不多，任主治醫師的吳誠中身兼兼任總醫師，直到第四年主治醫師都尚未出國進修。「最後我想說不出國也不行，在臨床上遇到一些問題，在國內就像井底之蛙，想不出什麼特別的東西，萬一我的老師不懂我就不懂，那很糟糕。跟我同期的人，大部分都往歐美跑，我想說要不然我去日本看看，國防醫學院、榮民總醫院這邊會去日本的很少很少。」彼時日本胃癌權威西滿正教授正好來台演講，他是日本第一個做胃癌淋巴結清除的梶谷鐶醫師的得意門生，時任胃癌研究會（現日本胃癌學會）會長。吳誠中便拜託了許書劍教授幫忙寫封推薦函，希望能到胃癌研究會跟著西滿正學習。
「西滿正教授喜歡吃鰻魚，許教授叫我帶一隻新鮮的鰻魚到日本去。我去日本的那一天是（民國）77年7月7號，夏天正熱，如果鰻魚壞掉就完蛋了。剛好我叔叔他會冰凍的方法，有一個特別的裝置，把乾冰放在鰻魚上面隔溫，我就帶著那條鰻魚上飛機。過海關的時候，因為西滿正在日本很出名，所以那一包鰻魚也就過關了，不然那個生的東西還得了。另外還帶了朱玖瑩先生寫的對聯，西滿正很喜歡收中國的東西，他當寶一樣一直吊在家裡。」
在日本進修期間，即使獲得西滿正教授的傾心，但因為沒有日本的醫師執照，吳誠中沒辦法直接接觸病人，只能在一旁觀看，跟著教授查房，學習病理和標本處理。「我還會講一點日本話，還可以跟他們上刀，其他老外羨慕得要死。晚上我就留在醫院跟他們鬼混，不是跟護士鬼混，是鬼混那些病人的狀況，跟著值班醫生到病房去看病人的變化，問他們病人發生了什麼事，寫成筆記帶回來。那本筆記本現在還在，已經三十幾年了。」
為了對抗語言文化方面的隔閡，除了通過必備的日文檢定，吳誠中更費心去深入日本的歷史。「為什麼要這樣？因為我要跟他們的護士小姐及年輕醫師溝通在一起，要不然教授簡單講一講，細節怎麼樣你也不知道啊！我學這些的好處是，當我到日本病房去，我可以跟住院醫師在一起生活，看到他們的處事的細節，怎麼樣照顧病人，看不懂我就問他們，把那一套整個學過來。」
「有時候早上比較沒有跟我相關的刀，我就坐電車去附近慶應大學醫學院的圖書館。從外面看起來一點都不起眼，可是裡面內容起眼到極點。很多很多書，包括中文、越南文、日文，尤其是醫學相關的書，我在那邊如獲至寶。沒事我就跑到那裡去念，裡面又很舒服，夏天熱的話有冷氣吹，冬天有暖氣，好舒服，他又開放給外人進去。我會講幾句日本話，他們就以為我是那個附設醫院的醫生。」
「圖書館裡面有影印機，印一張A4好像40塊日幣，一篇文章大概就一餐飯了耶！」當時吳誠中因申請到武田獎學金，每個月在東京有23萬日幣的生活費，但扣除房租之後其實所剩不多。「後來我想想，乾脆直接把它翻譯成中文抄起來帶回來，一方面剛好增進日文的閱讀速度，一方面就省了這些錢。我是用這樣最土的方法，可是滿有效的，你抄起來翻譯起來以後，就到你腦子裡面去。」
「我發現日本人很多早就在做的東西，等到用英文發表已經是十年後的事了。我們不能在他們發表以後，才在這邊跟著他們做，必須要在發表以前就跟著他們做，回來再稍微改良一下，說不定做得比他更好，我是這樣想。日本人有一個好處，很會抄襲人家，那我們再抄襲他更省。」
吳誠中長期在胃癌病房「鬼混」觀察之下發現，日本早期胃癌的數目很多，這點和台灣的狀況相當不同，台灣相較之下早期胃癌的數量少。因此為期一年的留日進修，吳誠中不甘於只學習胃癌手術的處理。在因緣際會之下吳誠中認識了肝臟外科的幕內雅敏，想起幕內教授也曾到台灣演講過，當時看到以前認為不能開的刀，居然開得如此漂亮，令吳誠中十分讚嘆。隨後經西滿正教授的同意，下半年吳誠中便轉到國立癌中心跟著幕內教授學習肝臟移植手術。「早期台灣的外科其實相當克難，肝臟外科中林天祐醫師設計出林氏肝鉗已經很不簡單了。我在日本就是學林天祐沒做到的那些，把那一套帶回台灣發展，慢慢累積經驗。」
結束日本進修，吳誠中回到台灣時，因北榮台中分院仍在起步狀態，病人數並不多。「沒有病人我就跑去腸胃科病房，每個病人病歷、CT（電腦斷層掃描圖）都調出來看。有些病人的狀況可以開刀，可是我以前不知道怎麼開，我一個一個溝通，就直接說服病人，開始開這一類手術。那時台灣還沒有人作困難的肝切除，我做下去成績還可以，後來就越開越大膽。」有一次，長庚醫院一般外科陳敏夫主任說：「阿中，什麼刀你不敢開？」吳誠中笑答：「我哪裡有那麼會開！一個人開不起來，要一個團隊才可以開得起來，你只有兩隻手而已，一堆人才有辦法。各科的醫生和護理人員大家一起幫忙，才能把病人照顧到好，不是單打獨鬥的事。」
回想起剛從日本回來時，希望廣泛運用所學，說服同仁一起採用日式醫術，並不如想像中的那麼簡單，「很多東西他們（同僚）認為是不能開的，以為開下去會很慘，但是沒有那麼慘，他們真的很多東西嚇了一跳。」為了改變人們的看法，吳誠中選擇用無限的耐心去面對。「教他們會這段時間，我就要花很多時間。不是只有教醫生，還要教護士、教工友，連外面的警衛都要教，在警衛隊那邊開槓的計程車司機也要教。整個團隊大家才會和諧，我只要使個臉色，他們就知道下一步要做什麼。手術時也不能自己從頭做到尾，最後是累死你自己，底下的人也不喜歡跟你一起開，因為他們學不到什麼東西。以前美國職棒大聯盟賽揚獎（Cy Young Award）的投手，一年要投三百多局，今天投，第二天第三天還是你投。現在不一樣了，有救援、先發，中間還有中繼投手。以前是一個當英雄，現在不行了，要贏一定是全隊才可以。」
在台灣的醫師大多接受美國醫學出身，譬如國防醫學院系統，就是完全的美國醫學教育。然而，曾赴日進修的醫師數量其實也不少，其中回到台灣後能夠將所學真正發揮影響的卻少之又少，能堅持日本外科術式者微乎其微。這點差異所顯現的不只是表面上的技術有別，更是各種文化（美國文化、日本文化、台灣文化、醫界文化）層層交疊後所導致的結果。
「最大的差別在美國是用電腦，日本是靠人工。像日本很早就會做飛機，可是他們做不出波音、空中巴士那麼大的飛機，雖然早就在做小飛機了。美國就大，希望用一個原則下去適用；日本不一樣，他們喜歡玩像棒球的小球戰術，靠犧牲打一分一分拿，美國是一個全壘打就四分五分。可是在某些場合，必須得用小球戰術，一個病例一個病例慢慢討論，日本人喜歡這樣，那時候我已經看出這一點。我為什麼跟我同事不一樣，他們都跑美國，回來也是用那一套。但是東方人不適合，必須一個病例一個病例累積起來，才有辦法積少成多。而台灣甚至比日本還小，那怎麼辦？就把他們的東西移植過來，可是不能全部移植，因為我們這邊受到美式教育影響很大，要兩個想辦法融合在一起。我在中榮是用這招，也是一樣小球戰術，一個病例一個病例查得完全透徹以後才下手。可是同事還是美式，所以要想辦法跟他們調和。」
不只是同科的同事，各科之間都必須達到互相支援的平衡。「要跟每一科都很harmony，每個人來拜託你你就接受，得到他們信任，以後拜託他們就很好拜託。像以前心臟外科的一位醫師，老婆要生產了他不敢回去看。我那時候是主任，就幫他揹BB Call，跟他說待個一天兩天再回來。後來，我病人心臟有問題要拜託他，二話不說他直接幫你弄得好好的。這就是以前累積下來的功德，所以我在榮總從來不得罪人。你說我像榮總的王金平，我承認，可是該堅持的我還是會堅持，不能說自己compromise太多，但是可以軟的地方我絕對很軟。如果你都公事公辦，天天吵架就很慘。反正最後結果是病人好就好，也不是為了我自己。病人好了以後，我一發現這全世界沒有人寫過，那我就來寫論文，這樣就很容易被人家接受。」
「調和的辦法就是你要下苦功。他們可以一天睡八個小時，你只能睡兩個小時，沒辦法。其實我不是完全接受日本醫學，我是不得不這麼做，不然沒有發展。你要跟港大、跟UCLA、跟哈佛比怎麼比？就要打這種小球戰術。你看大聯盟就知道，日本的棒球都是打小球戰術，一個上去就犧牲打到二壘，有機會就回來，沒辦法就下一次；美國人是大棒一直打，給你三振也沒關係。我當學生也玩棒球，被三振的時候覺得很慚愧，至少要打到球，不能不打到球。我想我在台灣不能學美國，台灣沒有那個本錢，北榮可能還有經費，有人捐贈可以做研究，他們可以找一堆人來幫忙。但中榮沒有，我找誰啊，只有慢慢積少成多。」
後來北榮台中分部升格為中榮，並成為中部地區唯一的公家醫學中心，因而必須收治其他醫學中心不願意收的病人、會花很多錢的病人、不容易治療的病人。「我只有自己把他（病例）吃下來，要不然就只有往台大、北榮、長庚、三總送，那不好。我在這裡就把他弄好，不弄好再轉大概也弄不好。我那時候在當一般外科主任的時候，我就跟他們下面的人講，這邊治不好，轉到哪裡去也治不好，一定要有這個信念才行。病人還沒有過世以前，很多事情不能隨便放棄。如果自己好像覺得沒辦法，可以再請教別人。太早就說沒機會，也有點怪怪的。」
吳誠中在民國83年接任一般外科科主任，這個位子一待就是二十多年。當時中榮一般外科除了吳誠中以外，只有葉大成和林敏哲（後任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）兩位醫師，人手嚴重不足。「又要開大刀，又要寫paper，很多由他院轉來的病人，那很累的。後來我想了一個方法，直接教一般外科病房的護士們，每個禮拜二中午我就叫他們來上課。那時候護理部主任尹裕君，為了這個事，還特別找他們護士來上課，有護理學分。結果整個醫院的護士們都跑來聽課，我教了大概一年，結果每一個聽課的護士都成為NSP等級（專科護理師）。若每一個護士都是NSP的話，病人的品質就增加了。怎麼置放引流管、管水放在哪裡、胃管放在哪裡、引流管引流哪裡，我都教得很熟。最後她們熟悉到，我晚上只要問他們有沒有事，他們就會跟我講哪個病人引流怪怪的。經驗多了以後，我可以知道哪個病人會有事，這樣省很多時間。」
日本外科醫學會每年都在櫻花開的時候舉辦，吳誠中總是不會缺席，也藉由這個機會和幕內教授碰面。「有一次幕內教授問我：『你們台灣來這裡進修的那麼多人，怎麼只有你一直在問問題，別人怎麼不問問題？』我說可能是因為我資質駑鈍，他就叫我要寫paper。我回去就開始寫，拜託他幫我修正，改一改投到外國的期刊。」結果吳誠中第一次投稿就被退，剛開始很是失望，但後來在幕內教授的提點協助下，文章成功刊登於《癌症研究與臨床腫瘤學雜誌》（Japanese 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，JJCO）。
後續幕內教授又鼓勵吳誠中投稿到歐美幾份權威期刊，例如：《外科年鑑》（Annals of Surgery，ANN SURG）、《美國醫學會雜誌》（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，JAMA）、《美國外科醫師協會期刊》（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ollege of Surgeons，JACS），或《英國外科雜誌》（British Journal of Surgery，BJS）等等。幕內教授告訴吳誠中：「你是在日本學的，可是你發表東西要投到美國、英國去，不能在日本投。」日本人也知道在日本醫學界內沒有什麼發展的可能，所以他們就轉向國外，希望能對世界的醫學有所貢獻。「往國外去一個好處是，日本的東西外國人覺得非常稀奇，他們認為理論上做不到，可是為什麼（日本）做得到。其實他們（西方人）也做得到，但他們比較喜歡全壘打。」
往後吳誠中一有任何研究發現，尤其是特別成功的「絕症」案例，便著手寫論文投稿，將個人經驗分享給全世界的醫學期刊讀者。「很多人因為這種病例就上報紙、上電視，但上報紙有一個壞處，當記者誤會了你的意思，印出來了、電視放出來以後，就沒辦法改了。他可能誤會了你的意思，報出來跟你想要講的不一樣，這下子誤導民眾不好。人家以為你是權威，被誤解的內容被當成圭臬在信奉，那很慘。所以我當了二十年一般外科主任，從來沒上過報紙。但我們寫論文不一樣，論文要發表以前，要一改再改，萬無一失了雜誌才會印出來。那些東西後來我都弄成論文，投到國外去，所以國外的人認得我的不少，台灣人認得我的不多。」
吳誠中於2019年退休，卸下了幾十年一般外科科主任的重擔。回想起在中榮的生活，吳誠中說道：「幾乎是沒有日夜，隨叫隨到。我的呼叫機BB Call是24小時開著，逼逼逼響了，就要找電話打。不像當兵當排長的時候，有一個通信兵揹著拐拐（無線電）跟著你在那邊跑。」退休前幾年曾被時任中榮院長的雷永耀教授要求接任外科部主任，但吳誠中因為健康問題而推辭了。「我那時候真的很累，撐這麼大的科連二十年，又要開那麼大的刀。每次開院務會議的時候，我就打瞌睡，但是一般外科有事的時候我馬上就醒過來。」吳誠中感嘆：「外科醫師還比較早死，真的，比平常人早死。我還沒退休以前，從來沒有像現在這麼好過，當主任隨時緊張得要死，收治的病人都很麻煩，你又不能推給別人，只好自己吃下來。我大概差不多有十幾年，連續晚上只睡兩三個小時。怎麼辦，只好找時間睡覺，比方說一台刀跟一台刀中間打個盹，在火車上沒有位子坐，站著我也可以睡覺。」
「最近這幾年年輕的不太願意做外科醫師，以前內外婦兒是四大科，大家搶著要做，現在內外婦兒四大科加上急診，五大皆空。又有八八工時的制度，年輕人陪著你開刀，開到五點半要下班了，我們得找值班的人來替代，不然刀開不下來，也是很麻煩。我們以前不是這樣，這台刀沒有看到完、不知道最後的結果，感覺很可惜，一定要想辦法開到完，結束的時候可能晚上一兩點，有什麼關係。將來會怎麼辦我不知道，現在我手腳已經不太能動，只動嘴巴。」
退休後的吳誠中如往常對名利權勢完全不感興趣，一心掛記的只有「傳承」二字。「我這輩子當醫生當了四十幾年，也算安全下莊，沒有說做出對不起人的事。現在看門診，第一個是希望經驗能夠傳下去，但我不收病人，因為我一收case一定拚了老命直到痊癒。以前中國習慣（技術）只傳給自己兒子不傳外人，最後好像變成獨門絕活。但是有些年輕人照著我講的話在做，還算是在繼承這個事情。我現在禮拜三到振興幫他們上課，也是希望除了在中榮之外，多連結幾個地方比較好。這種事沒有什麼好藏私的，我希望儘量把我的觀念傳下去。」
「不過，科學在進步真的是嚇死人，尤其這幾十年的進步，就像幾十年前根本沒想到拐拐會變成一個手機。退過來想，可能現在很多病被認為是絕症，再過十年二十年，可能就不是絕症，再過五十年可能那些病都沒有了。再過五十年，是不是還需要外科醫師？不知道。機器人手臂將來會不會完全取代外科醫師，我真的不知道。目前是沒辦法，有些需要人的感覺、觸覺那些手術，不能叫機器人做，機器人沒有觸覺，目前還沒有辦法完全取代。將來會不會我不知道，可能再三十年、五十年會，但我是看不到了，我都67歲了。」
回顧整個行醫生涯，吳誠中開玩笑說：「還好當初沒有進台大醫學系，如果進去了今天大概不會坐在這裡，可能做到R2、R3（第二、三年住院醫師）就被踢掉了。」
「外科醫師要懂內科醫師懂的東西，又要做一些內科醫師不會的東西。外科是以開刀為主沒有錯，但是不是只會開刀，在判斷很多東西，其實跟內科醫師完全一樣。如果學問不夠，病人發生事情就很麻煩。而且還會被告，雖然不一定會成立，但是上法院的壓力大，所以通常生命都不會太長。」
「一般外科就是最普通的外科，那就剛好什麼科都會碰到，什麼時候會碰到不知道，很多事情可以從其他地方引申過來。像總膽管其實跟男生的尿道很類似，一個是泌尿外科在處理，一個是一般外科，但很多東西都可以互相運用。可是現在泌尿外科的就一直當泌尿外科，都沒有出來外面接觸其他環境，所以不曉得這些事。我是每一科都去過，所以我常常這一科拿來用那一科，那個拿來這裡用。是非成敗轉頭空，什麼東西不要太執著，可以變就趕快變。可是人再怎麼變還是人，不會變成猴子，其實孫悟空看起來像人，他還是猴子，定律就是不能變。所以我常常講，有些東西人家規定這樣就一定要這樣，那有些東西不一定非要這樣，可以變一下，窮則變變則通，山不轉路轉，路不轉人轉。一樣，我們在開刀的時候，不能變的不能變，變了會死人，可是有些東西這樣不行要趕快變，不變也會死人。其實我們人生也是這個樣子，有時候碰到挫折去想一想，是非成敗轉頭空，那個挫折只是一時的，時間過去就過了。」
對棒球狂熱的吳誠中，在訪談過程中分享了好幾場國內外經典賽事的緊張戰況。聽完了他的故事，感覺吳誠中醫師就有如棒球場上的捕手，不怎麼顯眼，但沒了他又絕對不行。從第一局蹲到最後一球，他看著好球、壞球、一支支安打、一個個失誤。等到球賽結束，站起來抖一抖身子，轉身回到休息區。可能贏了球賽，他並不是那個拿下致勝分的關鍵，不過，他或許才是整場比賽的最佳球員。